拜登执政理念及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深度）

1 拜登经济学

1.1 人生经历：命途多舛的老牌建制派政治家

拜登是亲民的“老好人”政客。轮番遭遇家庭挫折，使拜登更富有同情心、更善于与蓝领阶层和底层白人打交道；多年从政经验，使拜登对政治运作规则游刃有余；在奥巴马精英式、批评式领导风格下，拜登以善于倾听和中和气氛、处事圆滑的特点成为调节白宫与议会关系的桥梁。

命途多舛，遭遇多次家庭意外和打击。乔·拜登1942年11月20日生于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家庭中。1966年，拜登与内利亚·亨特结婚，婚后育有二子一女。1972年,在拜登胜出参议员竞选后，拜登的妻子和女儿在车祸中身亡，两个儿子重伤。拜登一度有意放弃政途，但最终还是决定赴任。1977年，拜登与吉尔·特蕾西·雅各布斯结婚，婚后育有一女。1998年，拜登体内出现了2个足以致命的动脉瘤，但最终手术成功并痊愈。2015年，拜登长子博·拜登因脑癌离世，拜登也因此放弃了2016年竞选总统的计划。

30岁上任参议员，从政超过40年。1972年拜登打败了德高望重的老牌议员伯格斯赢得特拉华州参议员竞选，并以高支持率连续赢得六次连任，是特拉华州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联邦参议员。拜登在36年的联邦参议员生涯中，曾任职司法委员会主席和外交委员会主席。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拜登当选副总统，并成功连任。2017年1月，拜登在卸任副总统前夕获总统奥巴马颁授国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

总统竞选两度折戟，终于圆梦。拜登曾在1988年和2008年两次参与总统选举民主党党内初选，但均因支持率落后而中途退出。2019年拜登第三次竞选总统，2020年8月成功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2021年1月20日，拜登宣誓就任下一任总统。

1.2 处世之道：服务于政治的实用主义

拜登的人生经历让他兼具多重身份，背后代表多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美国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思潮等社会问题愈发严重的背景下，拜登立场选择摇摆多变。当需要争取另一批选民的认同时他有足够的理由改变对于关键议题的态度，因而其政治立场也长期奉行服务于选举的实用主义。

宗教信仰与政治阵营发生冲突时，为选举而改变立场。天主教教徒身份为拜登获取了一大批天主教支持者，也令他的政治决策一直受教义的影响。天主教认为堕胎是一种罪过，而民主党奉行新政自由主义、包容多元文化、支持妇女合法堕胎的权利。拜登作为天主教教徒多年来一直公开支持海德修正案（禁止为堕胎提供联邦资金）和限制女性堕胎权；但在总统选举中却改变了立场，在2019年5月的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有必要会支持将堕胎权纳入联邦法律。

为获得选民认同，其关于战争的态度频繁切换。拜登在担任参议员时曾投票支持参议院授权美国出兵伊拉克，但在本次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多次承诺要结束美国“无尽的战争”。拜登反对政权更迭，但又支持为反对派运动提供非军事支持。他反对海湾战争、反对美国直接干预利比亚、支持以巴冲突的两国方案，却又支持将北约联盟扩大到东欧并干预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

为获得共和党人支持，提议设定企业税下限。2020年拜登美国大选时，抨击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宣扬“将企业税率从21%提高到28%”。但为换取共和党人支持基建支出，6月却又提议设定15%最低企业税率，与竞选纲领相悖。

1.3 执政思想：中庸之道的平衡与包容

拜登的政府是一个兼顾更多群体利益的“更大的政府”。更多群体利益必然存在着对立与矛盾，而拜登奉行的是寻求平衡与包容的中庸之道。英国《经济学人》一篇题为《拜登经济学》的社论将拜登经济学解释为：一个试图解决贫富差距、完善基础设施、并修补美国社会四年以来的裂痕等问题的“更大的政府”。

第一，拜登强调给予中产阶级更多的福利，但也避免过激地削减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拜登试图通过短期救济、对中产和底层减税、基建增加就业岗位和施行“平价医疗法案”等一揽子政策维护中产阶级利益。但短期救济、大基建、多福利均需要大规模财政支出，而财政收入扩大途经却有限，拜登对富人征税程度难以满足财政收支缺口，这势必要求拜登进一步权衡与平衡。

第二，拜登一方面围绕气候变化主题实施绿色经济战略，无形中抬高制造业投入成本，另一方面又计划让供应链回迁。拜登在竞选时提出确保美国实现100％清洁能源经济、2050年之前达到“净零排放”；4年内投入2万亿美元的气候行动计划。环保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无疑意味着更大的投入成本，拜登既想要通过拓展绿色经济产业创造更多岗位，又希望制造业企业回流，两者本身的潜在冲突也需要拜登政府进行平衡。

2 拜登上台后的内政与外交

2.1 内政：经济救济、贫富差距、基建竞争

拜登上台后，短期内以抗疫和经济救济手段提振美国经济。3月15日国会通过了拜登提出的1.9万亿“美国纾困法案”，法案包括：延长失业补助计划至9月、并将额度提升到400美元/周，一次性的1400美元/人补助，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援助计划等。该法案计划正在有序进行，截止5月5日拜登发言时，已经有超过1.63亿份1400美金救济金发放，价值超过3250亿美金。

拜登更加重视降低美国贫富差距问题。在他竞选时提到对富人征税、减轻工薪阶层税负。4月28日，拜登公布了一项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其中提出了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约8000亿美元的减税额，以及提高富人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用来支持财政资金。具体来看，拜登计划将富人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提高至39.6%；同时针对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征收资本利得税，税率从20%上升到39.6%，叠加投资收入附加税，税率将高达43.4%，基本翻倍。同时，拜登也表示不会增加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个人或家庭的税负。

拜登还公布了一系列基建计划，意在增强美国全球竞争力。4月1日，拜登再次提出1.25万亿“美国就业计划”（The American Jobs Plan）；另外，4月28日的美国家庭计划中也包含了1万亿美元基建计划。将投向包括运输系统基建、生活房屋质量改善、残疾人及老人生活质量改善、研究发展高新制造业项目、高质量的幼托服务、免费幼儿园、免费社区大学、扩大医保范围等项目。

2.2 外政：重塑盟友关系，回归全球治理

拜登在竞选时便提出：“提升外交、恢复和重构盟友关系”，应对“外部威胁和挑战”；上任后，试图通过国际关系、规则制定等手段重塑盟友关系、回归全球治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欧盟外交频繁，先后访问布鲁塞尔、会晤北约外长及欧盟官员；参加G7外长会议、访问乌克兰；访问以色利斡旋巴以关系等。

2021年6月召开的G7峰会释放出美国再次回归全球治理的意图。一是美国意在通过推动全球税务制度改革重新担起规则制定者的身份。G7峰会在美国的牵头下达成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协议，发达经济体、企业税率高企的经济体均为受益者，但某些税率本身较低且对外资吸引力较小的经济体将受到冲击。二是美国意在向一些发展中国家示好，拉拢盟友，重返世界主导者地位。在G7峰会中，美国再次以主导者的身份呼吁G7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基建可替代性。

2.3 对华策略：鸽转鹰、竞争与合作共存

中美建交以来，拜登四次访华、历经四任中国领导人、见证40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过去多年，拜登始终是温和的鸽派，认为中美不是敌人、应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问题。

1）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拜登作为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成员第一次访华，见证美中关系新时代的开始。

2）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严重损害中美关系，随后拜登作为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第二次访华，反对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认为“中国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但却可以成为美国的朋友”。

3）2011年时任副总统的拜登第三次访华，在四川大学的演讲中称“我想明确的是，无论是30多年前还是现在，我都坚信，中国的崛起，不仅对中国人民意义重大，同时也符合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并在回国后发表《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美国的覆灭》、否定中国威胁论。

4）2013年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周后，时任副总统的拜登第四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拜登仍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中美双方要加强对话、交流、合作，努力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但在2020年总统竞选时，拜登团队便声称当选后对华“更加强硬”，包括“联合盟友，制衡中国”。拜登作为长期以来对华温和派的代表，在总统竞选时屡屡遭受诘问，其对华态度也逐渐转为强硬。拜登曾对媒体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将决定中美之间是竞争对手，还是进入涉及军事层面的更严重竞争。”拜登在民主党总统初选辩论中表示不允许中国公司在美建设能源、金融服务、通讯等关键基础设施。拜登也曾在竞选中表示中国应该对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负责，并于2020年12月在CNN和纽约时报访谈中表示不会撤销目前在贸易战中美方对中方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政策，将与盟友共同制衡中国。

6月3日，拜登签署行政令，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将华为公司、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59家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美国企业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

6月13日，G7峰会对中国强硬态度，发布公报，批判新疆、中国香港、领海（南海及东海）、台湾等内政问题；允许调查新冠病毒起源。

3 拜登执政对美国、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3.1 美国经济加快恢复

当前美国经济整体持续恢复：疫情控制和疫苗接种情况较好，供需两端持续恢复、需求端快于供给端，需求端沿着房地产、商品消费、设备投资、服务消费顺序依次恢复，就业需求旺盛、但劳动力供给仍然不足，物价创历史新高。

截至6月16日，美国日新增确诊快速降至1.4万例；疫苗接种率达48.8%，完全接种率为44.1%，全球领先；多数州、城市相继放开营业场所的客容量限制，服务业逐渐修复。

需求端加快恢复，在美国强刺激政策下，居民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持续改善。美国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数自2020年7月以来持续处于60%以上的高景气区间。个人消费支出和私人投资总额均已超过疫情前水平，一季度美国私人消费对经济拉动率为7.0%。具体来看，商品消费已超过疫情前水平，服务消费处于持续修复阶段；私人投资中，住宅和设备投资恢复领先整体投资。

供给端，美国产能利用率、工业产出指数已恢复接近至疫情前水平。2021年5月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75.2%，2019年同期77.6%。美国制造业PMI产出指数自2020年7月以来基本处于60%以上高景气区间。

就业方面，需求旺盛但劳动力供给仍然不足。5月份新增非农就业55.9万人、失业率降至5.8%。4月份就业缺口继续扩大，约为900万，主因就业意愿不强。但当前，申领就业金的人数和失业率均有所下降，工作岗位缺口有望在救济金政策逐步退出后改善。

CPI创历史新高，主要受消费场景放开、服务业修复影响。5月CPI数据反映，租车服务、二手车、机票以及搬运储存和运输费用均实现了连续两个月的上升。其中汽车和卡车租用费用三个月连续上升，5月、4月和3月环比CPI分别为12.1%，16.2%和11.7%。二手车5月CPI环比7.3%，4月环比10%。机票5月CPI环比7%，4月环比10.2%。明显看出随着疫情的逐步向好，外出活动相关服务与商品在不断恢复。同时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影响，搬运等人力密集型产业CPI上涨幅度也逐渐显现。搬运储存和运输费用环比上升5.5%，较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

3.2 对世界：美国回归全球治理，世界局势摇摆于稳定和对抗

拜登政府计划重返全球化、修复盟友关系、重返亚太，以期恢复美国领导地位，世界局势或更稳定。拜登的对外政策将更加温和，预计在贸易规则、气候协定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可能更注重“团结”与“政治正确”。拜登曾表示上任后第一项外交方面的工作就是尽快修复与各盟友之间的关系，恢复美国在国际间的领导作用，任期首日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并通过重新主导WTO改革，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世卫组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等，重塑美国领导地位和国际规则体系。

3.3 对中国：拜登上台后将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拜登上台后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优先于对华施压，预计短期维持对华政策不变。

贸易领域，拜登近期表示不会立即取消对中国提高的关税。未来美国可能转向非关税手段打击中国贸易不正当行为，以及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具体来看，1）拜登支持自由贸易、回归多边主义、反对关税。拜登曾表示，“中美问题不在于贸易逆差”。可以推断，未来中美经贸更多是“全球贸易规则与竞争力”的比拼而非“关税战”。2）考虑到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损的农民、商会等利益集团，短期中美经贸摩擦预计将有所缓和。3）拜登更关注补贴、倾销、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以及建立盟友统一战线，未来或转向非关税贸易措施。

但中美博弈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美国对华遏制态度不会改变。

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的共识，拜登必然会维护美国利益，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础上通过联合盟友、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中美关系经历合作共赢（1979-2000）、竞争合作（2000-2008）和战略遏制（2008-今）的三个阶段，至今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最新民主党纲领强调，“民主党将与盟国一道，发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制衡中国，并尽可能从最强有力的位置进行谈判。”“民主党人对中国的态度将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盟国的利益为指导，并利用美国社会开放、经济活力以及同盟力量来塑造反映我们价值观的国际准则。”

外交方面，拜登多次表示将联合盟国制衡中国，欧洲会是他们的首选。预计中美在科技领域面临激烈交锋，截至目前，美国、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印度等国均已采取限用华为5G技术措施。科技方面，美国已意识到中国高技术发展对美国的冲击，拜登政府或将联合其他国家制定行业标准，打压中国高科技，但会避免中美科技脱钩。人文交流方面，预计拜登政府将改变当前中美人才交流趋于停滞的形势，恢复人文交流，放开移民限制，恢复当前中美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的人才交流项目，但在科技等敏感领域可能继续限制或监督。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初期，我们鲜明地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