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看待民营经济面对的“十大歧视”

当下对民营经济歧视大致可分为十种：

第一，财富歧视。我们常说国企应该理直气壮的做大做强，哪民企应不应该基业长青？应该。但道理和实践总是背离，一到具体问题大家的态度也难一致，仇富一段时间成为社会情绪。民企公平竞争创造的财富，为何总要放在阳光下重新审视？我们如果支持民企创富背后的实业、事业，为何不能公平对待因此而创造的财富？若不能正面回答，也没有体系性制度保障，就会带来一系列操作性的问题。公有与非公的不平等，必须在财富的创造、保有、监管、传承问题上逻辑自洽，才能经得起拷问。

第二，规模歧视。我们在讲民营企业问题时，容易忽略一个因素——企业规模，因而产生歧视幻觉，把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歧视当做全体民企的歧视。大型的民营企业受到的歧视，显然不能代表广大中小民营企业。比如融资成本，并不是所有的民企都高于国企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办事难等问题，其实是市场不彻底问题，是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的问题。民企歧视因规模而生，大企业受优待、中小企业才易被歧视。

第三，准入歧视。近些年很多行业、许多项目都需要有国资背景，银行贷款也愿意选择与有国资合作的，为什么？因为害怕民企风险大，同等条件项目招投标选择国企没毛病，监管部门也放心。一旦选择民企项目委托方受监督时总被怀疑有寻租，惹虱子一身，决策单位也担心说不清，宁愿选择国字头企业。因为即使国字头项目出现了坏账和问题，总是有回旋余地。此外，涉及到公共利益、安全或保密等方面的项目，民企准入壁垒也明显更大。

第四，等级歧视。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明面上企业间发展的成本间大差不差。但隐形成本，就大不同。曾听企业家气愤填膺的说，资金拖欠也有鄙视链，央企拖欠省属国企、国企拖欠民企是常事，有些地方政府拖欠民企资金，企业哑巴吃黄连，还不敢去依法追索。这其实大大加大了民企经营成本和风险。因为行业地位不同、行政等级不同产生的市场地位极差比比皆是，这背后有着深刻非市场因素。

第五，人才歧视。社会上有种戏说，一流的人才进政府，二流的人才在国企、高校和事业单位，三流的人才进企业。这虽然并不完全客观，但从每年考公考编人数只增不减也能印证一二。人才选择背后的考量并不只是收入，民企也有高收入，这除了社会心理喜欢稳定之外，最重要原因是进入体制内的保障和进入企业之间差异巨大。一个创新型国家，一流的人才本应在企业。民企显然在人才获得上处于弱势地位值得深思。

第六，要素歧视。融资、土地获得、数据使用、技术这些要素，民企或多或少都与公有主体之间存在不平等之处。比如，数据给民企，总有这样那样的担心。民企市场化获得要素不仅因规模而歧视，也因信息闭塞而慢人一步，机会也就稍纵即逝。

第七，政策歧视。在招商引资政策上，对外资高看一眼，对民资“另眼相待”；营商环境公允性欠缺，各地好大喜高，好近疏远，不能一视同仁对待民营市场主体。加上政策稳定性不强，既有新官不理旧账， 又有朝令夕改，准入前准入后两种脸色，上屋抽梯，前恭后倨。

第八，跨国经营歧视。当前很多民企已经从外向型贸易迈向跨境经营投资的阶段。由于我国资本项下管制原因，民企走出去投资的资金出境、利润回流的制度仍不甚完善，出海经营得不到信任。很多地方也害怕当地产业空心化，担心企业转移资产，只喜欢引进来，害怕走出去，这也使得我们的民企在新开放形势下，缺少了政府有为之手帮助而错失“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更大开放发展的机遇。

第九，地区行政歧视。本土民企与非本土民企之间，容易在地方行政保护下形成不公平竞争的地位，中小企业进入区域、获得要素，需与当地头部企业合作才有可能。这种歧视在国企身上也有存在。

第十，监管歧视。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在接受监督时总是更被关注，执法时常常更严，更容易被选择性执法。在监督上，把民营企业负责人的问题和民营企业的问题混为一谈，疑罪从有，常常一人出事，好好一家企业就此一蹶不振。

以上细分，有所交叉，但总体可把对民营经济的歧视问题原因分为三类：

最大一类，来源于所有制不同，财富歧视、准入歧视、跨国经营歧视、监管歧视、行政歧视等都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的落地。

有一类来源于竞争力不同，如规模歧视、要素歧视等，与企业自身实力有关。

第三类，来自于市场化不彻底。比如等级歧视、政策歧视、地区行政歧视等，事关营商环境。

不同的原因，需不同的解法。“歧视”并不全是个贬义词，只有客观对待不同歧视才能把党中央“两个毫不动摇”、壮大发展民营经济精神落在实处。

当下比较紧迫的任务有三：

一是破除所有制歧视。加快立法保障，以竞争中性为导向，加大促进民营经济立法进程，加强产权和企业家精神保护，树立“合法即正义”的社会氛围。

二是加快市场化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从企业全生命周期去考虑完善与民企成长相关体制机制和发展条件，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在竞争中实现繁荣。

三是完善战略性制度。加快在引导国资和民资公平竞争合作，构建适应发展新阶段的高水平开放体制机制，以及在消除社会财富代际传承忧虑上下功夫，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