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局势的本质及未来演变

文：任泽平团队

近期俄乌局势引发广泛关注，但就短期论短期难以看清本质和趋势，只有站在经济社会历史大周期的角度，才可能看的更清更远。当前俄乌局势貌似偶然，但存在历史必然。

百年来三次大周期阶段交替，大约50年一轮，表面上是财富与权力在国际国内的重新分配，深层次则是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的钟摆周而复始。

我们处在百年大周期的轮回，贫富分化、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强人政治、地缘冲突、国际秩序重建等现象均是当前经济社会大周期阶段的必然现象，对经济、政治、军事、思潮、资产、财富、生产、生活将产生深远影响。所有过去、现在及未来所发生的，都有其内在规律性，而不是随机事件。我们每个人、每件事最终都是时代的产物。

俄乌局势表明了旧周期和秩序的解体，以及新周期和秩序的开启。要理解当下局势的本质及未来，就要理解经济社会大周期背后的运行规律。

经济社会大周期的基本运行规律是：

一国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生产性”，“生产性”决定竞争力，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霸权国家最初作为先进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制造中心，然后逐步把产业以资本输出的方式转移到后发国家中，自己越来越成为依赖金融、过度消费、过度举债的食利者（2008年美国房地产金融部门引发的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2012年银行业危机），并由此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在位者的金融、军事等国际秩序。

这个过程从经济上看是有利可图的，但从竞争力、安全和政治上看却会导致霸权基础衰落，其间的背离达到不可持续的地步必将导致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这种新旧秩序调整将带来内外部的阵痛、摩擦和动荡。

经济社会大周期主要是三部曲：

在大周期初期，百废待兴，效率优先，国家将货币、财政、债务、劳动力等资源集中到效率更高的生产性部门，教育、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不断改善以保障经济增长。这一阶段，对内，经济快速增长给民众带来福利边际改善的隧道效应，国家竞争力不断提升增强民众信心和凝聚力；对外，承接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尤其是最具“生产性”部分的生产制造和科技创新中心转移，使得国家具备了组织全球生产的能力以及调动全球资源的实力，进而提升了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软实力。这一阶段对经济效率呼声优于分配公平，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开始扩大。

在大周期顶部，财富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呈金字塔型，底层民众被剥夺感加深、改变现状的不满情绪上升。对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社会福利提高、过度消费、过度举债等使得社会资源过多地转向非生产领域，导致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力下降；同时，人们习惯于举债消费来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社会债务负担日益加重，为维持旧循环不得不越来越依赖货币超发，进而推高资产价格泡沫，更加恶化财富差距，增加社会结构不稳定性。对外，随着资源过多地投入到非生产性领域、生产成本提高、产业外迁、经济竞争力下降，霸权国家维持既有国际秩序的能力下降，国际秩序陷入动荡，崛起的新兴大国开始填补权力真空地带，地缘摩擦增加。

在大周期末期，内部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债务负担难以承受，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和民粹主义盛行，对分配公平呼声优于经济效率，经济金融动荡、社会不稳定增加、阶层分化难以达成共识；外部又面临新兴崛起大国的挑战，过于温和保守的领导人难以应付复杂严峻的局面，呼唤强人政治重回历史舞台以进行改变。这一阶段，要么对内进行强有力的结构性改革，对债务进行出清，调节收入分配以缓和阶层对立，集中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性领域比如科技创新、制造业、教育、基础设施等，以重建经济竞争力，重新凝集社会共识；要么对外转移矛盾，遏制新兴力量崛起，爆发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战、舆论战等，“修昔底德陷阱”上演，但这无法掩饰霸权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衰落的事实，并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地缘冲突频发。直到旧秩序瓦解，新秩序重建，新一轮周期到来。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达里奥的《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等均进行了精彩分析。我们在《全球贸易摩擦与大国兴衰》、《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与中国复兴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进行了研究。

在过去一百年，我们经历了三次经济社会大周期的阶段性拐点，并引发三次思想大论战、经济大变革与国际秩序重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社会大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同社会思潮登上历史舞台，理论最终是为了解释解决当时所面临的最重要命题。

1）1929年大萧条被称为宏观研究的“圣杯”，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大论战、大分野，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登上历史舞台。

在1929年大萧条之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无形之手”会自发调节，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政府无需干预市场，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强调市场效率而忽视分配公平。

但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的深度衰退。世界各国采取贸易摩擦、提高关税、竞争性货币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进一步加重了危机，导致金融危机蔓延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及军事危机，最终爆发了二战，人类差点自我毁灭。

反思和应对大萧条，各类思潮应运而生，引导不同国家走上不同道路。

德、日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转移内部矛盾，激化民粹情绪，对外输出战争，挑起二战，全人类付出了沉重代价，前世界霸主英国受到重创日落西山。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关系和分配角度对经济危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矛盾带来的，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影响了前苏联、东欧等国家。

凯恩斯主义引导美欧走上资本主义改良道路，美国上升为头号强国。凯恩斯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失灵。践行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最终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同时提高社会福利缓和社会阶层矛盾，美国在战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

这一阶段属于大周期初期。

2）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大论战、大分野，新自由主义兴起，市场化、全球化成为主流。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观产业、微观企业、社会福利等领域进行广泛干预，实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

但到了70年代，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美国经济出现了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对此无法解释与应对。滞胀的成因除了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成本冲击以外，主要是此前美国为了追求过高就业目标而实施过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产生了严重弊端，凯恩斯主义受到挑战。

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等纷纷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货币主义认为通胀是货币现象，应严格控制货币供给；奥地利学派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供给学派强调减税、控制赤字，激发供给侧活力。

受益于新自由主义思潮、供给侧改革、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美国达到大周期鼎盛阶段，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时代，扮演“世界警察”。西方国家大多实行新自由主义和通货膨胀目标制，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采用紧缩货币来抗击通胀，里根上台后，实行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等供给侧改革，带领美国战胜滞胀，经济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黄金时期；对外，随着前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势力蔓延至中东、东欧、亚太等全球各个角落，扮演“世界警察”。

这一阶段属于大周期从初期到达顶部。

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大周期的主升浪，市场化、全球化成为主流思潮，中国依靠改革开放开启快速追赶。在这一阶段，“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动后富”取代“平均主义”，激发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改革开放40年创造了经济增速超过9%的奇迹，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大论战、大分野，凯恩斯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重回历史舞台。经济社会大周期回摆至百年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享受了全球化、科技进步、国际秩序稳定的红利期。但货币超发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严重的全球性资产价格泡沫，美国尤为严重。2008年美国次贷违约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堪称百年一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跟1929年大萧条类似，都经历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以及收入分配差距大幅拉大，引发了经济社会大周期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了周期轮回的种子。

新自由主义再度受到挑战和批判，凯恩斯主义复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出三轮QE，2020年疫情美联储甚至推出无上限QE，过度依赖货币超发乃至现代货币理论，刺激资产价格泡沫，拉大财富差距，缺乏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竞争力。

于是，经济社会大周期的车轮再次启动，贫富分化、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强人政治、地缘冲突、国际秩序重建等均是当前经济社会大周期阶段的必然现象。

2008年以来属于大周期末期，旧秩序面临挑战，旧周期正在结束，新秩序和新周期正在开启。

于是，中美经贸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无视事实，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贸易规则，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

自2008年以来，美国进行了重大战略调整，奥巴马时期提出“战略东移”“重返亚洲”，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遏制中国，最终由于美国忙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残局和特朗普政府退出而虎头蛇尾。

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并不断升级至科技、金融、地缘、意识形态等领域，虽然打打停停，多次谈判并签署贸易协定，但显然贸易协定并非美方的底牌和诉求，美方试图通过贸易战收取关税利益并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通过科技战遏制中国创新活力，通过金融战获得更多打击中国经济的手段，通过地缘战搞乱中国及周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通过舆论战混淆是非欺骗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是最本质的是遏制中国复兴、维护美国霸权，这就是底牌。

2021年拜登上台以后，虽然大幅更改了川普时期的政策，尤其是修复跟盟友的关系，但在遏制中国上延续了川普的战略思路。

由于美国逐步把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并进行“战略东移”，集中资源和精力试图遏制中国，这就给欧洲东部、俄罗斯西部、中亚等地区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

冷战时期，美国一直把前苏联视为头号竞争对手，并拉拢中国对抗前苏联阵营。冷战后，美欧领导人违背了对俄罗斯的历史性承诺，北约不断东扩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2004年吸纳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由于乌克兰新任领导人的亲西方倾向以及积极要求加入北约和欧盟，使得俄罗斯的地缘空间被大幅挤压。

俄罗斯总统普京作为国际政治的资深玩家，利用了这一历史性契机，果断出兵乌克兰，在大国博弈的天平上投下重注。

这就是俄乌局势的根源和本质。

现在美国外部同时面临与中国的经济科技竞争，以及与俄罗斯的地缘代理人战争；内部面临生产性下降、过度消费、过度负债、制造业萎缩、产业空心化、竞争力下降等弊病长期侵蚀，日益衰落的国力越来越难以维持旧有的国际秩序，昔日霸权露出了衰败的征兆。但是美国日益衰落的经济实力，与仍然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存，增加了国际秩序动荡的不确定性。

阿富汗撤军、俄乌局势显示了美国投射全球影响力能力的衰落，应对疫情失败、依赖超发货币、通胀创40年新高、资产价格泡沫、财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撕裂、缺乏结构性改革等显示了美国国力和治理能力的衰落。

根据达里奥对债务周期、内部冲突周期和外部冲突周期三个维度的研究，我们当前面临：1）全球货币超发、债务扩张难以为继；2）全球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抬头，内部秩序鸿沟难以弥合；3）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衰弱，逆全球化抬头，地缘冲突加剧，外部秩序面临重构。

按照历史经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秩序的重新洗牌，区别只是这种调整是以战争还是以和平的形式进行。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这既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更是经济发展竞争的结果，各国国力增长速度不同、技术突破、组织形式变革等“生产性”因素均将带来世界大国间的兴衰变化。

21世纪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美国如果要继续单方面主导国际秩序将越来越困难，这种变化首先是从经济格局开始的，现在政治和军事格局也开始随后调整。俄乌冲突便是经济社会大周期演变的必然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可能正处在大周期末期，旧周期和旧秩序开始解体。旧的势力范围收缩，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各个新势力崛起，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博弈，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区域秩序乃至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