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银行助贷“断舍离”，头部机构成合作首选

中小银行助贷“断舍离”，头部机构成合作首选

华夏时报

2025年11月22日

问AI · 助贷新规如何促使中小银行转向精准合作？

近期，中小银行逐渐收缩助贷业务。其中，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等多家机构相继暂停新增互联网助贷合作；亿联银行大幅缩减合作方。行业合作策略生变，从全面铺开转向精准选择，收缩态势明显。

11月21日，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助贷新规实施，意味着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将进一步告别“野蛮生长”，进入一个“合规为王”和“风控为本”的新阶段。这对不同类型银行都提出了挑战，但也指明了方向。从短期看，助贷新规无疑给商业银行尤其是过度依赖助贷业务的中小银行带来巨大的业务调整压力。但这既是挑战，也是倒逼银行回归主业、苦练内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契机。

合作“朋友圈”大瘦身

助贷新规落地月余，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等多家区域性银行密集调整互联网助贷业务。部分机构更是将合作名单清零，仅保留存量业务。

11月6日，乌鲁木齐银行披露的存量业务合作机构名单显示，自2025年10月1日起，乌鲁木齐银行已停止开展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目前存量业务涉及的合作机构包括微众银行、马上消费金融、分期乐、平安融易等。

11月5日，龙江银行披露的合作名单中，唯一的合作机构深圳首付宝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状态显示“已停止合作”，相当于宣告助贷业务阶段性终结。

相较于直接暂停，更多银行选择精细化筛选合作方，亿联银行的调整颇具代表性。该行披露的合作获客机构包括分期乐、度小满、马上消费金融、平安融易，以及其他头部平台关联公司，共10家，和以往相比合作伙伴数量降幅超八成。而此前合作导流获客机构名单中的许多公司已不在其列，如深圳萨摩耶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小雨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深圳市欢太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华润银行则明确与各类合作机构的业务分工和权责边界，强化合规合作。9月16日，该行披露的机构名单，把合作机构分为平台运营机构与增信服务机构，其中，前者又细化为助贷类和共同出资类，例如马上消费金融、上海淇毓信息科技、度小满、微众银行、中融小额贷款等。

承德银行也聚焦头部机构，其数字信贷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名单仅有蚂蚁集团旗下部分公司和京东集团旗下部分公司，凸显对头部机构的依赖。

重庆银行11月11日公告称，从未与任何不法贷款中介机构及个人开展小微企业贷款、个人贷款业务合作，未委托任何不法贷款中介机构或个人代收贷款资料、代为开展贷款调查审批等行为。亦未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以我行名义开展贷款资信评估、贷款审批、签订合同等任何形式的贷款业务活动。办理各类贷款业务时，不会收取除合同或协议约定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任何贷款中介机构或个人收取任何中介费、代办费、手续费或材料费等。

谈及终止合作的原因，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对本报记者分析道，一是合规风险，助贷新规强调了银行机构的主体管理责任；二是担忧信用风险，助贷新规多处强调收费、利率相关，原本的高定价客群融资渠道收缩，可能导致共债风险进一步传导；三是助贷业务的增信余额纳入统一授信管理，中小银行在资本管理等工作方面面临更大挑战。

对头部机构更加依赖

从已披露名单的中小银行来看，助贷合作“头部扎堆”特征愈发鲜明。蚂蚁、京东等大型互联网平台，信也科技、乐信、奇富科技等上市金融科技公司，成为多家银行白名单中的“常客”，重复出现率极高。

在业内看来，助贷市场的议价权已然逆转，不再是银行挑选合作平台，而是头部助贷机构对合作银行进行筛选。

某头部助贷平台从业者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在监管明确撮合贷款综合利率需控制在24%以下的背景下，行业合作格局呈现显著分化，头部平台更倾向于和风控能力强、资金成本低的银行建立合作，以在合规框架内保障业务收益与资产质量。

“然而，一批资金成本偏高、风控技术相对薄弱的中小银行，包括民营银行、小型城商行及农商行，却选择承接头部助贷平台筛选后拒贷的客户资源。尽管这类被拒客户的潜在风险本质上与24%以上利率对应的风险水平相匹配，但这些中小银行为获取业务增量，仍以24%以下的合规利率向其发放贷款，实质是通过变相放松风控标准扩大客群覆盖，使得中小银行风险敞口扩大。”上述头部助贷平台从业者称。

深层原因在于，当前市场上真正符合24%以下利率定价的低风险客户资源较为稀缺。这类中小银行在风控实力、资金成本两方面均不具备竞争优势，无法与头部银行争夺优质客群，只能通过承担更高的坏账不确定性，以“下沉风险”的方式抢占市场份额，以维持业务运转。

苏筱芮认为，助贷新规后，一些互联网贷款竞争能力较为薄弱的中小银行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中小银行在风控能力、流量获客、运营手段等方面难以与熟悉互联网渠道与客群的平台机构匹敌，因此对平台形成高度依赖。

聚焦合规与风险管控

驱动行业调整的原因是助贷新规设的多重合规红线。一是实行名单制管理，商业银行通过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名单，及时对名单进行更新调整，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二是将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明确综合融资成本区间，同时明确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增信服务机构不得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形式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

助贷新规落地后，中小银行获客渠道缩减，合规成本攀升，行业竞争分化态势显著加剧，中小银行的盈利空间与生存压力进一步凸显。

与此同时，大型银行的业务下沉与低息策略也是影响行业格局的关键因素。多家大型银行凭借低资金成本、强科技实力，持续向县域及下沉市场渗透，同时大幅下调消费贷利率抢占优质客户资源。目前国有大行、股份行及部分头部城农商行的消费贷年化利率已普遍降至“3”字头，中小银行的优质客群逐渐流向大型银行。

转型压力下，中小银行“去依赖化”提速，构建自主风控能力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具体而言，银行应抓紧完善制度与协议，立即修订内部管理制度和与合作机构的所有协议，确保完全符合新规要求，特别是总行集中管理、名单制、费用透明、自主风控等。”董希淼建议，要提升自主风控能力，投入资源加强风险建模、数据分析能力，真正将风控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确保能独立完成授信审批和风险定价。要强化全面信息披露，确保从贷款申请到贷后的全流程中，向借款人清晰、醒目地披露年化利率、增信服务费、年化综合融资成本等所有关键信息。要进一步规范催收管理，建立完善的贷后管理制度，加强对委外催收机构的管理和监督，严禁暴力催收等违规行为。

贵阳银行副行长李松芸在今年的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该行基于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主动对业务策略进行了调整，目前与互联网银行合作已到期，无新增互联网平台业务，仅有存量业务在正常管理。该行重点转向发展自主数字信贷能力，推动零售业务稳健发展。

董希淼认为，未来助贷市场竞争，将不再是简单的“流量”和“规模”之争，而是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科技实力、客户精细化运营能力的综合较量。银行需要真正以“风险定价能力”为核心竞争力，方能行稳致远。

2019年5月10日，嘉银金科在美国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成功上市：https://club.youdaocaifu.com/clubThreadDetail-24184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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