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情况汇报；审议《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政治局分别在4月、7月、10月、12月召开重要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布置下一步工作。4月30日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一季度经济形势，布置下一步工作重点。会议传递9大重要信号：
政策重心从稳增长转向调结构、促改革、稳就业和控通胀；
货币政策正常化，流动性拐点出现，不急转弯；
原材料价格大涨，通胀预期上升，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扩大内需，重点是提振消费和制造业投资；
加大调节收入分配力度，中美都很重视；
新发展格局，强调科技创新；
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积极发展新能源；
促进公平竞争，继续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保持“房住不炒”总基调，发力租赁住房，首提“防止以学区房名义炒作房价”。
1、政策重心从稳增长转向调结构、促改革、稳就业和控通胀430政治局会议强调，“要辩证看待一季度经济数据，当前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牢固”“要用好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凝神聚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表明当前经济稳增长压力不大，未来政策重点放在调结构、促改革、稳就业和控通胀。2020年1-4季度GDP增速分别为-6.8%、3.2%、4.9%、6.5%，2021年1季度GDP增长18.3%，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同期，美国、德国、法国和韩国经济增速分别为0.4%、-3.3%、1.5%和1.7%。剔除去年低基数，一季度GDP两年几何平均同比增长5.0%，不及2020年四季度同比6.5%和2019年同比6.1%，但已恢复到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由逆周期调节的地产、基建投资转向消费、制造业投资等内生动力。同时，结构性问题突出，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经营恢复滞后；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居民收入改善缓慢，消费恢复疲软；通胀上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中下游企业成本上涨，压制企业利润，拖累制造业投资。4月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51.7%、50.3%和50.8%，小企业景气度始终在临界值上下波动，恢复缓慢。4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49.6%，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48.7%，仍低于荣枯线。3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尚未回到去年底5.2%的水平；其中，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8%，高于去年底0.1个百分点。一季度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29.8%，两年几何平均增速-2.0%，2019年同期增速4.6%。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9%，两年几何平均增长4.2%，2019年同期增速8.3%。我们在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2015年提出“经济L型”，2017年提出“新周期”，2018年提出“金融周期退潮”，2019年年初预测“否极泰来”“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2020年初倡导“新基建”，2021年初提出“通胀预期和流动性拐点”。
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要精准实施宏观政策，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不急转弯，把握好时度效”，新增“固本培元，稳定预期，使经济在恢复中达到更高水平均衡”。1）财政政策，总基调“落实落细，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发挥对优化经济结构的撬动作用”。提法更加克制、回归中性。没有再强调“加大‘六稳六保’支持力度”，重点放在“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以及优化经济结构作用上。这反映财政政策目标逐渐从稳增长转向调结构。2）货币政策，总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强化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由于经济回归潜在增长率、通胀预期抬升等，2021年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呈“稳货币+结构性紧信用”格局，注重发挥结构性作用。总量来看，资金面维持紧平衡状态，流动性“不缺不溢”；信用扩张周期进入下行阶段，社融、M2、信贷增速逐步回落。2020年11月以来社融增速见顶，流动性拐点已经出现。结构来看，对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宽松和对房地产的结构性收紧并存。一方面，发挥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等结构性作用，延续直达实体金融工具。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管理加强，落实三条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推动影子银行健康规范发展。3）更加强调防风险，“要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将 防范政府债务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加强政策执行效率，未提“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我们认为，2021年主要存在三大风险点。
1）流动性退潮阶段，信用风险上升。逆周期政策退出后，可能产生不良贷款上升、债务违约等增量风险。
2）存量风险处置仍需稳步推进。主要是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大中型“僵尸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股权质押风险、地方政府违规大规模举债形成隐形债务风险等。
3）警惕海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带来的外部风险。3、原材料价格大涨，通胀预期上升，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近期铜、钢、铁矿石、化工等价格均大涨创新高。4月制造业PMI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6.9%和57.3%，高位运行；南华工业品指数环比2.3%，南华螺纹钢环比9.1%，LME铜环比3.3%。当前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复苏、供需缺口、拜登4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美元流动性泛滥，全球通胀预期增强。但中国经济复苏进入顶部区间，叠加猪周期下行，从而表现出CPI较低但PPI较高的反差，即工业品价格指数走高、消费品价格指数低位徘徊的特殊通胀现象。同时，碳达峰碳中和推进的过程中，叠加环保限产等因素，对生产端产生一定抑制。我国通过调整进出口关税方式缓解。5月1日起，对生铁、粗钢、再生钢铁原料、铬铁等产品实行零进口暂定税率，取消部分出口退税方法，降低进口成本、扩大钢铁资源进口、支持国内压减粗钢产量，引导钢铁行业降低能耗。这验证我们的中短期判断：中国经济周期正从复苏转入过热和滞胀，通胀预期抬升，我们可能正站在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2021年一季度前后是经济顶，随后回归潜在增长率，增速前高后低。由于通胀预期上升和流动性拐点出现，资本市场风格出现了切换，高估值板块由于利率上升而杀估值，市场风格转向受益于涨价的周期品、低估值板块、全球贸易恢复受益板块等。这站在宏观从上到下的视角，逻辑线索是十分清晰的。
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国内需求加快恢复，促进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尽快恢复，做好国家重大项目用地等要素保障”。“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快建设各类高水平开放平台”。2021年政策发力促进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尽快恢复，当前经济复苏不平衡主要是消费和制造业投资恢复滞后，消费受制于就业，制造业投资受制于上游成本上涨。202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投资呈现恢复趋势，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企业利润形成挤压，影响企业投资意愿。民间投资在制造业投资中占主导地位，主要受到企业利润预期、产能利用率以及资金方面的影响。2020年一季度全球疫情爆发，需求快速回落，制造业投资降至冰点。随着国内抗疫成果显现、经济活动恢复，工业生产和产能利用率快速恢复，企业利润改善，带动制造业投资在四季度快速恢复。一季度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29.8%，两年平均增速-2.0%，降幅较1-2月收窄1.4个百分点。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抬高原材料价格，民营企业集中于中下游行业，企业利润受到压制，对制造业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政治局会议强调，“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支撑”。“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快建设各类高水平开放平台”。疫后全球经济复苏，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K型复苏”。在经济总量复苏的背景下，由于货币超发、资产价格泡沫化、通胀上升，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富人通胀、穷人通缩”导致了社会结构恶化、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社会阶层固化、生育率下降、社会活力降低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拜登政府推出了对普通家庭减税、对富人增税的大规模财政计划。中国也在推出一些了措施调和收入分配问题，比如控制货币以保持币值稳定、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从严调控房地产融资等。《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我国近年来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阶层流动放缓，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我国近十年来也出现社会财富向头部集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5上升至2018年0.468，税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35.56%提高至2019年的41.43%，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由2000年的47.75%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67.41%，分配不均的结构性问题显现，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为推进共同富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势在必行。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更灵活有效、普惠公平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制度调动生产要素配置、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活，为减少财富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建立制度基础，切实增加民生福祉。二是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包括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多个领域的公共服务建设，促进人民全面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扩大就业容量，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教育改革，实施教育提质扩容工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供给效率等。
政治局会议强调，“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发展工业互联网，加快产业数字化。”与《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刘鹤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六方面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已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将是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含义：“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其包含三层内涵。一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二是运用市场化机制激励企业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三是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量，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重要任务，统筹新兴产业布局，以精工细作提升中国制造品质。我们认为，双循环的关键就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发力“新基建”。中国要发展核心技术，攻关“卡脖子”技术。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支持基础领域、而非补贴特定企业，组建研发联盟攻克技术难关。加快科教体制改革，建立市场化、多层次的产学研协作体系。切实提高科研人员与教师的收入待遇,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我们近年来倡导“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并荣获大奖。关键是三大新基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科技领域新基建，以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开放、减税降费等为代表的制度新基建，以教育、医疗、社保等为代表的民生新基建。
政治局会议强调，“凝神聚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积极发展新能源”。加快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对内能够改善环境、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能源安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外能够推动国际合作、争取外贸话语权、重塑国际竞争格局。2020年9月22日，习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中首次提到“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4月央行行长易纲在亚洲博鳌论坛上谈到，“促进资金流入绿色行业和领域。首先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其次是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三是构建激励机制。我们已将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纳入央行贷款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并将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人民银行还将通过商业银行评级、存款保险费率、宏观审慎评估等渠道加大对绿色金融和碳减排的支持力度。”
8、促进公平竞争，继续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平台经济监管，促进公平竞争”。自去年4季度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后，监管态度和工作重点围绕此展开，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已开出多张巨额罚单。反垄断旨在抑制市场负外部性，鼓励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加剧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阶层流动放缓，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无论传统行业或新兴行业均可能形成垄断，新经济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大规模资本的支持下，形成自然垄断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广，用户粘性更强，由平台垄断造成的危害消费者权益、榨取剩余价值、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等负外部性可能更大。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为防止实体经济过度资本化，防止企业利用融资圈钱“割韭菜”等。大型互联网企业应将数据和技术优势，不应局限在商业模式和流量变现的竞争中，更应放眼全球大国市场博弈，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排头兵的责任，着眼攻克更长远的前沿技术难题，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与国家战略相契合，也能产生巨大的创新势能，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华为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华为是中国高科技旗舰企业，数万工程师是和平年代的战士，捍卫了国家的科技荣誉并造福社会。
9、保持“房住不炒”总基调，发力租赁住房，首提“防止以学区房名义炒作房价”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预计遏制学区房炒作会将会成为核心热点城市楼市调控的重点，如通过推广多校划片、电脑随机摇号派位、限制学区房的入学名额、公民同招、禁止举办各种竞赛、禁止掐尖等方式，来降低学区房所对应优质教育资源的不确定性。同时，各地区后续也会重点研究学区房相关配套政策，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运行和教育均等化的实现。中国房地产的未来在哪里？根本出路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这是我们花了十多年，研究了十几个代表性经济体，上百年历史，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我先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球最大房企、资本市场工作后的深刻体会。目前我们的房地产调控重压抑需求、轻增加供给，重行政手段、轻市场工具，主要以限价限购限离限贷限售为主。未来应更加尊重经济规律和国际经验，更注重长远治本之策。这些年我们呼吁“新基建”，很快成为国策；呼吁“放开生育”“放开三胎”，生育政策也在逐步调整虽然低于预期；只有呼吁“人地挂钩”“金融稳定”，进展缓慢，果然是最坚硬的泡沫。但做学者还是要有梦想、有情怀、有温度。我们在业内提出了经典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在此框架基础上提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关键是金融稳定和人地挂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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