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吉林资产AMC就解散了，谁能肯定持牌机构不会解散呢？ ... ...

平台合作持牌机构是国资背景，长期信用等级为AA+，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高端财富的持牌机构是国资背景，你了解吗？https://club.niwodai.com/clubThreadDetail-2918021-1.html?page=1


吉林资产AMC被解散，是由于吉林资产的经营资金，被宏运集团公司单方改变用途作为贷款出借，且长期无法收回，导致公司批量收购、处置不良资产的主营业务无法正常开展，也使公司设立的目的落空，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公司运行机制方面，股东之间、董事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且无法自行调和，股东会、董事会机制已经不能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在此情形下，继续维持公司的存续和股东会的非正常运行，只会产生大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单方决策，压迫损害另一小股东利益的后果。

吉林资产成立于2015年2月28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由与宏运集团与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金控”）发起设立，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吉林金控出资2亿元，占注册资本20％；宏运集团出资8亿元，占注册资本80％。

2015年7月，吉林资产经原银监会备案，取得从事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的资格。

但是成立后不久，吉林资产便面临经营难题。在未经股东之间进行充分协商及通过董事会批准的情况下，吉林资产即将9.65亿元资金借给宏运集团公司实际控制的几家子公司。

吉林资产的注册资金只有10亿，在9.65亿出借后，剩余资金如何开展业务？小股东吉林金控随即向宏运集团发函，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

成立初期，两家股东还处于友好协商的阶段，2015年11月9日，吉林金控董事长李来华与宏运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王宝军（兼吉林资产法定代表人）在沈阳进行会谈，吉林金控明确要求“把资产公司处置不良金融资产的主业做好”，宏运集团公司也承诺，“将协调宏运投资控股公司于本月末或年底前，将9.5亿元资金连同约定实现的收益，按委托协议约定逐步归还资产公司”。

宏运集团并未如期归还资金。这期间吉林资产也未正常开展不良资产处置业务。直到引发监管部门出面指导。

2016年10月18日，吉林省金融办致函宏运集团公司，责成其主导解决。“资产管理公司自2015年2月28日成立以来，公司运营没有进入正轨，治理结构不规范，公司重大事项未按照章程规定履行股东会、董事会决策程序，经营班子和内部组织机构不健全，特别是各股东投入的注册资金由你公司以合作形式长期主导使用，在我省内的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一直没有开展，虽经多次沟通仍无改善，不仅严重影响我省地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业务的开展，而且受到我省内社会各界质疑，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金融办向宏运集团公司要求，“尽快指导、督促资产管理公司规范运营，配齐经营班子，健全内部组织机构，务必于2016年10月31日前将长期借出资金全部归位于资产管理公司，尽快开展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

对此，吉林资产和宏运集团则认为，金融办作为政府部门无权对公司的运行管理等各类事项提出异议。

2016年12月，吉林金控希望受让宏运集团所有股权，双方开始关于股权转让的协商和谈判。2017年3月，吉林资产停止运营。

协商与谈判无果，2017年10月，持股20%的吉林金控将吉林资产、宏运集团双双告上法庭，请求判令解散吉林资产。

吉林金控当时诉称，吉林资产成立后被宏运集团公司控制，未健全治理结构、配备经营团队，未完善管理制度。公司成立后不久注册资金即被宏运集团公司关联公司借出至今，导致无资金开展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且法定代表人王宝军因犯罪被羁押，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亦未行使公司治理权能。

不过，吉林资产与宏运集团对此予以否认，称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人员构成符合公司章程，人员构成合法有效，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已配备了必要的经营管理团队。公司设立后，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并努力克服存在的现实困难，取得了一定的业绩。

一审法院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组织各方，历经近十个月的调解期间，双方最终未能达成和解。

2018年9月5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01民初1783号民事判决，判令解散吉林省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股东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已经丧失了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存续之根基的人合性基础，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公司已经沦落为控股股东随意操纵公司事务排挤非控股股东权利的工具，该种状态之持续必然会使股东投资公司的初衷和目的不能实现，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银保监会2019年7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153号）中，针对银保监会、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对于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对地方AMC的监管方式、监管内容、监管协商制度、监管问责制度等进一步明确，有利于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更深一步发挥作用。由此，地方AMC的监管机制、业务模式得以逐渐厘清。